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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3年在呼图壁
发布时间: 2018-08-21 作者:杏彩 来源:杏彩平台

我当兵时带的唯一一本书,是贺敬之的《放歌集》。那是1972年12月中旬,新兵入伍坐的还不是客车,而是一种没有座位的“闷罐车”,席地而卧。从太原往新疆,一路西行,除了到兵站下车吃饭,沿途什么也看不到。整整5天时间,卧在车厢里,我只能读这本诗集,几乎快背下来了。

现在想起来,诗中的激情对我是有很大激励的。后来在后峡山谷三个月的新兵训练,又到部队农场近一年的繁重劳动,常常想起那些令人心潮澎湃的句子。

我的军旅生涯第一年,是在一个叫“呼图壁”的地方度过的。呼图壁是新疆昌吉州一个县,我们团的农场西距县城呼图壁镇13公里,东距乌鲁木齐70多公里,农场边上就是通往霍尔果斯、阿拉山口的北疆公路,每天过往的车辆川流不息。

1973年在呼图壁

通向农场的道路两旁,栽种着新疆特有的沙枣树、准格尔柳。路旁有一口自流井,地下水从足球那么粗的井管里涌出来,一刻也不停地流向庄稼地,哗哗作响。不远处,是一个长满了芦苇的大水塘。农场的场部,是七八栋土坯房围起来的两个小院,每个院子有两个篮球场大。在周围广阔的田野上,种植着水稻、麦子、苜蓿,还有一大片西瓜地。到了秋天,大片大片的油菜花盛开,黄灿灿的,漂亮极了。

呼图壁在蒙语中是吉祥如意的地方,但开始我并没有吉祥如意的感觉。我们这个连队是新组建的,大部分来自山西的清徐县和阳曲县,他们在家时都干过农活,我们七八个来自太原市的城市兵,自然比不过,我这个曾经的少年射击冠军,哪有用武之地?

还记得那个春风拂面的晚上,指导员侯建华找我谈心,我们坐在篮球场的架子旁,我有点拘谨。当时干部还没有配齐,连级干部只有他一人。回想起来,他当年也不过二十七八岁,却比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还成熟。我从他的口中,知道邓小平又恢复工作,还第一次知道了铁列克提事件。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众所周知的,我的父亲当时也从省军区去了内蒙边防。但是苏联随后进行报复,在新疆铁列克提打死打伤我方30多人,并没有公开报道。我们当兵时,中苏关系还处于紧张时期,报纸上不断有“准备敌人大打、早打、打核战争”的口号。我突然意识到,别看现在每天种地,战争说不定哪天会到来。

指导员的随和让我放松了拘谨。我坦率地汇报思想:“本来以为不用上山下乡了,谁知道当了个穿军装的农民。”指导员笑着说:“你们学生兵看看庄稼是怎么长出来的,没什么坏处。其实,部队训练比农民还要苦,你能吃得了苦,才能当一个好兵。”他的话,让我明白了部队评判一个好兵的标准,看谁更能吃苦。

第二天,连队挖菜窖,我挥舞着一把铁锹,埋头苦干,上下翻飞,拉菲娱乐不一会儿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指导员把我叫在一边,说:“你这种干法在电影里好看,可是伤身体,你看看人家农村来的,一下就是一下,那样才能持久。”当天晚点名时,出乎意料地,指导员表扬了我,说我没有学生兵的娇气。不久,我被补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。那一年的连队黑板报,都是我和连队文书编写的,写稿,画板,熬过很多个不眠之夜,我最早的报道是写在黑板报上的。

那一年,我在呼图壁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,盖房,挖渠,插秧,种瓜,割麦,扬场,脱谷……在这些活计中,插秧是最苦的,两腿弯曲似蹲马步,毒辣辣的太阳把头皮晒得发烫,挽起裤腿的后腿肚被晒得裂了口子,秧田里的碱水渍上去,生疼。我只能在心里默念着布袋和尚的诗:“六根清净方成稻,后退原来是向前”,用弥勒佛来揶揄自己。水稻成熟了,脱壳是最脏的,用脱壳机比农民用连枷或者碌碡来得快,但是吹得灰尘满面,一天下来,虽然戴着口罩,吐出的痰全是黑的。我还干过冬天掏厕所的活儿,露天的粪坑结了冰,先用镐头刨成块,再用手抱起来扔出去。说起来,成天干这些脏活累活,那时候却没有多少苦的感觉,每天洋溢着一股比的劲头,生怕落在人家后头。每天一起床,首先比得是整内务,就是叠被子。我当兵时对部队为什么整内务从没有认真想过,其实就是为了和老百姓不一样。一条被子三叠四折整得像豆腐块,被子下面用衣服包裹的枕头也要整得有棱有角。为此,我想了一个窍门,找了一条小木板,放在枕头前面,用毛巾包起来。结果,全班都用起来了。午休时,为了保持内务,连被子也不敢打开,只能蜷缩在褥子上眯一会儿。那是一个学雷锋做好事的年代,每天起床号一响,大家纷纷抢着去挑水,扫厕所,扫院子。我抢不过,便在饭后留到炊事班帮助洗锅碗,坚持了整整一年,也算做好事了。农活间隙,也有一点军事训练,主要是跑被复线,也就是野外电话线的收放训练。别人背一盘线跑,我最早尝试同时背两盘线,每次争取成为跑得最快的,心里暗暗地想,也许将来有一个比赛的机会呢?可以说,我是先完成从学生到农民的转变,再完成从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的。

在艰苦的生活中能够保持昂扬向上的情绪,是因为连队的风气好。连排干部和战士们吃在一起,干在一起。我们一个班,白天围着一个饭盆蹲着吃饭,晚上在一条通铺上挨着睡觉,那种朝夕相处的战友情谊,是终身难忘的。在家时,我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被褥,第一次缝被子,是老班长孟凡山手把手教我的。他是河北人,长得高大魁梧,笑眯眯地,却很少说话,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:一排一班的兵,干什么都要争第一。割麦子时,他总要我和他靠在一起,看我落下了,便顺手替我割两行。他结婚时,班里战友们商量表示点心意。当兵第一年每月津贴费8元,大家你十块他二十的凑了200元,由我交给他。他笑了笑,收下了,说,算我借的。我也没往心里去。没想到,一年后,我已调离了连队,他居然找到我,坚持要把我的50元还给我,我们推来推去,他怎么也不收。显然,其他同志送的钱他也都还了。那种淳朴真挚的兄弟情感,让我相信,上了战场我们是可以互相挡子弹的。

高尔基有句名言:“苦难是一所学校。”为什么呢?农场的经历告诉我,苦难激发梦想,苦难锤炼心智,所以,苦难也是财富。当然,苦难并不会必然地成为财富,只有当你战胜了苦难,它才会成为财富。而战胜苦难的一个途径,就是读书。很欣赏马云一句话:“不吃苦,你要青春干嘛?”这里的吃苦,当然包括攻读。体力劳动、脑力劳动都是要吃苦的。苦过了,才知甜蜜;学过了,才会成长。

农场劳动很苦,但有一个好处是,有时间看书。新疆天黑得晚,与内地的时差有两个小时,晚上8点开饭,到10点了太阳还挂在天边。每天夕阳西下,坐在营区外的土堆上读书看报,是我最惬意的时光。遇到下雨,更是难得的读书时间。因为在农场劳动,对反映农村生活的书就比较感兴趣。当时最热门的长篇小说是《艳阳天》,我至今还记得书中对劳动的赞美,作家浩然写道:

世界上最美的情景,并不是在舞台上、绘画内,也不在文章描写的字里行间,而在劳动里。这是因为劳动不仅直接创造物质财富,也直接创造精神财富。劳动是一切美和艺术的源泉,劳动者是艺术家。

而读马克思的《哥达纲领批判》,又让我知道了马克思对“劳动”这个概念居然有一套哲学,“劳动并不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”,“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,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,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,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。”他是在讲生产资料的所有,仅仅靠劳动是不能致富的,财富的形成需要劳动、资本和生产工具相结合。那时候读马列,大都是装模作样,大部分没看懂,但这个意思我看懂了。今天时代变了,这个问题有了新的意义,鼓励资本、技术参与分配依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

那是个一书难求的年代,每出一种新书都会众口相传。我的父亲途经北京,排长队买了一套《红楼梦》和《鲁迅杂文选》寄给我。《红楼梦》让排长借去,传来传去,不知道传到哪个连队去了,只剩一本《鲁迅杂文选》,现在还站在家里的书柜中。我的一位同学寄来一本《李白与杜甫》,在《唐诗三百首》都买不到的年代,郭沫若居然能出版这么一本书,让我知道了李白原来出生在比新疆更远的中亚碎叶城。农场一位成天学着说相声的助理员,借我看过几本残破的外国小说,有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牛虻》《茶花女》。这些书是晚上钻在被窝里点着手电筒偷偷地看的,常常看到半夜。

1973年,我只去过一次呼图壁县城,戴着新发的帽徽、领章,照了入伍后的第一张像,寄给父母。还买了一本郭先红的知青小说《征途》。看小说的时候,正遇上连队传达毛泽东给李庆霖的信:“寄上300元,聊补无米之炊。全国此类事甚多,容当统筹解决。”李庆霖是写信反映他儿子插队后遭遇的疾苦,幸运地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。这件事让我明白了,原来知青生活并不像小说描写得那么壮美,我不由得惦念那些在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们。

我和《解放军报》的缘分也是从这时开始的。每天四个版的报纸,我会从头看到尾,抄录、背诵感兴趣的片段。这种方法训练了我的文字感觉,后来调机关还因此沾了光。第二年初,指导员带我参加团里的批林批孔学习班,恰好新疆军区政治部朱家胜副主任在我们团蹲点,到我们这个组来旁听。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,写过著名的散文《飘动的篝火》,上了中学课本。那天,首长先听了几位营连干部的发言,中间休息时,对主持会的营教导员说:“能不能让战士讲讲?”在场的几个战士面面相觑,我们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官。这时,侯指导员用眼色示意我带个头。也是凑巧,我正好在前两天的《解放军报》上看过一篇文章,便根据记忆照葫芦画瓢地发了个言。首长听后夸奖一句:“这小鬼说得不错嘛,很有逻辑性。”其实,有没有逻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,但他这一句话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学习班一结束,团政治处主任蔡文澜把我留下,没让我回农场,调到政治处搞新闻报道。从此,我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。这是后话了。

呼图壁是我人生旅途的第一站,这个在内地鲜为人知的边陲小镇,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,它是我精神的土壤。我离开家门后,最初感受并相信人与人之间有真情,我对机遇、运气和荣誉来自苦干的信念,我的意志和毅力,都是在呼图壁形成的。45年过去了,很想有一天再回呼图壁去看看,那口自流井的水还在哗哗地流吗?当年栽种的树苗一定长成参天大树了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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